社會撕裂、民粹抬頭、隱憂叢生……美國可能走不出這次危機
2020-04-02 11:25 疫情

社會撕裂、民粹抬頭、隱憂叢生……美國可能走不出這次危機

來源丨蘇寧財富資訊,作者丨薛洪言

作為世界第一大國,美國經濟走勢影響世界格局。當前,美國仍處于“艱苦抗疫”階段,美聯儲和財政部出臺了天量刺激政策,用于穩固金融市場和經濟形勢。結合中國經驗看,疫情防控期間,美國經濟陷入“滯漲”已成定局,疫情之后呢?美國還能像2008年金融危機那樣,借助“零利率+量化寬松”的政策快速復蘇嗎?

估計很難。疫情之后,美國大概率無力走出增長停滯的泥潭。

社會撕裂,民粹抬頭

2016年11月9日,美國共和黨候選人唐納德·特朗普戰勝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成為美國第45任總統。特朗普的獲勝,讓主流媒體大跌眼鏡,被視作2016年影響全球局勢的第二大黑天鵝事件,排在前面的是英國脫歐。

事后來看,特朗普的獲勝,意料之外也是情理之中,是美國民粹主義滋生繁盛的必然結果。在《民粹主義大爆炸》一書中,作者約翰•朱迪斯認為經濟持續衰退時往往是美國民粹主義抬頭時。簡單講,民粹主義者習慣用“我們對抗他們(us vs. them)”的方式重新定義政治,將精英階層視作對手,認為他們自私自利、非民主。在約翰•朱迪斯看來,特朗普正是乘民粹主義之勢而起,“特朗普成為中產階層美國激進主義者的發聲器,成為那些自認為被全球化和后工業經濟轉型拋棄的美國白人群體的代言人”。

建國歷史雖不長,美國已發生過幾次民粹主義浪潮,此次美國社會民粹主義的崛起,可追溯至四十年前。

為對抗滯脹,激活企業活力,與日德競爭,20世紀80年代,美國公共政策出現重大轉向,里根政府向“侵蝕盎格魯-撒克遜傳統企業家動物精神的福利國家制度”宣戰,大幅降稅、縮減社會福利開支。幾年后,日本因廣場協議自廢武功,美國則抓住信息時代浪潮,開啟了長達三十多年的黃金增長期(期間也有各種沖擊,包括2008年金融危機)。

“承平日久、其弊必生”,這期間,美國社會也積累了很多問題,從一端滑向另一端。在《繁榮與衰退》一書中,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將其總結為以下幾點:

一是階層固化、分化加劇。社會階層的固化,高中時期就開始了。近三十年來,白人高中輟學率從21%升至42%,黑人高中輟學率從76%升至96%。2010年,美國80%的高校畢業生來自社會前25%的富裕家庭。階層固化的背后,是貧富差距的分化,而貧富差距的分化,與20世紀80年代的減稅密切相關,在很多經濟學家看來,那次減稅具有明顯的累退性質,讓富者愈富、貧者愈貧。

二是過度管制、效率降低。美國社會中,超過30%的工作需要許可證;行政監管密集,修建一條高速公路需要10年時間滿足各項規章要求;法律制度繁雜,商業離開律師寸步難行,很多法案成為“律師完全就業法案”。訴訟無處不在,到處都是“一碰即碎”的人和事,創新求變充滿風險。

三是選民政治、短期主義抬頭。選民政治下,顧眼前不顧長遠,各種政策短期主義抬頭。政客越來越習慣用公共資金“購買”選票,2005年,各類專項撥款數量已達到1.6萬項,而1996年還僅為3000項。各項支出存在棘輪效應,上升容易下降難,公共財政不堪重負。

四是企業巨無霸,難以逾越的高山。財富100強公司營收占比逐年提高,成立5年以內的新公司數量占比顯著下降。越來越多的創業者不再夢想成為下一個比爾·蓋茨,只是夢想著把公司賣給科技巨頭。

上述因素相互交織,讓美國社會撕裂、活力下降,民粹主義滋生繁盛。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時,希拉里和特朗普都承諾將重審貿易協定、限制企業搬離美國本土,并規范約束華爾街,都在迎合國內的民粹主義。特朗普迎合得更徹底,他擊敗了希拉里。

消費“盛世”,隱憂叢生

2016年美國大選期間,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調查顯示,特朗普的支持者中,67%的人認為自由貿易協議對美國不利,69%的人認為移民給美國帶來的壓力大于利益,61%的人認為美國的經濟系統是不公平的,73%的人反對社會公共福利有任何減損。

特朗普上臺后,美國政府逐項落實,排斥自由貿易、排斥移民、強推制造業回流。從結果上看,似乎一切都好——失業率持續下降,GDP持續增長,股市也屢創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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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經濟學角度看,排斥自由貿易、排斥移民(高質量勞動力)、強推制造業回流(違背比較優勢)都會降低企業活力,為何還要這么做呢?

一則在民粹主義驅動下,公平與效率的天平開始轉向公平,有矯枉過正之嫌;二則美國經濟增長靠消費驅動(貢獻率約為73%),這幾項措施長期看損害企業競爭力,短期則能帶動就業回升,對消費形成強支撐,某種意義上,也是政策短期主義的表現——顧眼前顧不了長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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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個人消費的驅動力量來看,服務性消費占大頭,絕對值占七成,新增貢獻也超過五成。以2019年為例,服務消費支出占比69%;從增速上看,服務性消費貢獻了55%。服務消費占比高,一方面說明生活水準高,溫飽性需求得到滿足后,精神層面的需求占了大頭;另一方面,也說明消費的穩定性差,不夠扎實——生活必需品消費需求是穩定的,非必需品消費需求會隨環境大幅波動,尤其是存在借錢消費的情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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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的火車頭地位疊加高波動性特征,讓家庭支出成為左右美國經濟的關鍵力量,有些經濟學家甚至把家庭支出萎縮看作2008年金融危機的導火索——家庭支出下降,企業暫緩投資,失業率上升,家庭支出繼續下降,引爆各種潛在問題,危機就產生了。

決定家庭支出的因素主要有兩個:一是就業,二是借貸。就業的重要性不再贅述,借貸的作用要分兩方面看,一則是借錢消費,哪怕失業也能貢獻GDP;二則,負債本身會影響消費者心理,對支出波動產生放大效應。簡單講,面臨環境變化時,高負債群體傾向于做出更加劇烈的反應,加劇經濟波動。

美國經濟學家阿蒂夫·邁恩和阿米爾·蘇非在《房債:為什么會出現大衰退,如何避免重蹈覆轍》一書中曾做過解讀,負債率越高,財富的邊際消費傾向也越高。據測算,2008年金融危機前,房價每下跌1萬元,個人支出平均減少500-700元;同時,相比房貸率(房屋貸款/房屋價值)30%左右的人群,房貸率超過90%的人群的消費縮水幅度達3倍之高。

也很好理解。如果我的房子是全款,房價下跌后,我會適當縮減消費支出;如果我的房子90%都是貸款,房價下跌后,我很可能變成“負翁”,我會大幅削減消費支出。

我們通常講負債具有杠桿效應,資產價格下降導致財富縮水時,負債同樣也有杠桿效應,會讓高負債群體的財富加速縮水。從這個角度,面對諸如金融危機、經濟衰退,高負債的低收入群體所受影響更大。

美國恰恰是典型的負債驅動型經濟體,財富分化嚴重,超過一半的人口只占有2%的財富。此時,高負債就像定時炸彈,一旦資產價格下跌,在負債的杠桿效應下,家庭支出會急劇縮水,直接引發危機。這種情況下,房價不能跌,股價更不能跌。

疫情之下:滯漲定局、復蘇乏力

2008年的金融危機,肇始于房價的下跌;新冠疫情來襲后,股市連續幾個熔斷,足以引爆新的危機。股價暴跌后,美聯儲緊急出手,美國財政部也緊急出手,如一句流行語所說,他們看到了美國經濟真正的“深淵”。

效果會如何呢?

疫情防控期間(未來3個月到半年內),滯漲已是定局。刺激政策能做的,是盡量穩住資產價格下跌速度,盡量避免高負債下資產價格暴跌產生的“次生災害”。

疫情隔離,導致經濟活動暫停,服務業更是首當其沖,美國經濟負增長已成定局;同時,疫情期間,受交通物流中斷、供給縮水、出口貿易受限等因素影響,CPI上漲也是必然結果。

以中國為例,2020年2月CPI為5.2%,其中食品漲幅22%。這還是“超市菜場不閉店、嚴打亂發疫情財、政府儲備調節市場、物流快遞不斷”等全力保民生措施下的結果。相比之下,我們有理由對美國的價格管控力度和通脹形式不樂觀。

當前,不少國家已開始限制糧食等生活必需品出口,有些國家則加大對生活必需品的囤積。限制貿易、囤積搶購,必然加劇全球通脹壓力。

疫情之后,就美國而言,能否很快走出危機呢?非常艱難。

一是疫情期間的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會加劇貧富分化。尤其是高負債的低收入群體,疫情之下遭受失業、通脹的雙重打擊,很多人可能不得不賤賣僅有的資產,即便疫情后資產價格回升,與他們也再無關系。相反,越是不缺錢,越有定力跨越周期,享受放水刺激帶來的“泡沫福利”。

疫情之后,貧富差距擴大,民粹主義會更加繁盛,決策更趨短期化,矛盾激化,經濟活力持續下降。在這種情況下,失業問題很難有根本性好轉,經濟復蘇更加乏力。

二是美聯儲放水刺激,利好金融資本,加速產業空心化。美聯儲放水刺激,很多人擔心通脹,疫情之下肯定有通脹,疫情之后持續通脹的概率不大。因為通脹本質上是一種貨幣現象,只要下定決心,美聯儲有的是辦法對付通脹。事實上,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持續保持低利率政策,經歷過三輪量化寬松,但國內通脹水平整體平穩,人們擔心的高通脹現象并未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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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美聯儲的高超技術和美元的國際地位,放水不會加劇通脹,但會惡化產業結構。降息也好,量化寬松也好,錢都掌握在金融機構手中。“牽馬到河易,強馬飲水難”,衰退之下,金融機構有嚴重的慎貸情緒,不愿意向實體經濟提供資金,美聯儲也無能為力,這就是凱恩斯講的“流動性陷阱”,也是日本“失去的三十年”的真實寫照。

資金不給實體經濟,只好體系內循環,積極參與金融市場交易,做大泡沫,脫實向虛。這個時候,股市、房市等資產市場仍可能迎來非理性繁榮,像黑洞一樣吸引更多資源,加劇產業空心化和實體經濟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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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格林斯潘測算,2004年以來,美國商業生產率出現實質性下降,遠低于近百年來的平均水平。如2010-2017年,美國以每小時商業產出來衡量的社會生產力年均增長僅為0.66%,而此前的六十年里則為2.5%。

就業數據顯示,2000年以來,美國生產類崗位占比持續萎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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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后,情況會繼續惡化,美國經濟或長期陷入增長停滯的泥潭。

展望

在2015年8月的共和黨辯論大會上,當時還是候選人的特朗普曾強調:

“我們的國家正陷入嚴重的問題,我們不再是贏家。在貿易中,我們無法超越中國,無法打敗日本,來自這些國家的成百上千萬的汽車通過貿易進入美國。不論是在邊境問題上,還是在貿易問題上,我們同樣也贏不過墨西哥。”

特朗普向選民承諾,要“讓美國再次偉大起來”,上臺后也一直意圖恢復美國制造業曾經的榮光。問題是,在民粹主義裹挾下,面對一個割裂分化的社會和經濟,他所做的每一個選擇,長期來看,都在讓美國距離他設定的目標越來越遠。

參考文獻:

1、[美]艾倫•格林斯潘,阿德里安•伍爾德里奇,《繁榮與衰退》,中信出版社,2019.

2、[美]約翰·朱迪斯,《民粹主義大爆炸》,中信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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